1954年，李震被调去三兵团政治部当副主任，临走前肖永银特地摆了一桌酒菜给他送行。两人从早年一个当旅长、一个当旅政委，到后来又一起干副军长、副政委，一起并肩干了八年。互相的脾气秉性、长处短处，都心里有数。

分别的时候，气氛挺伤感的，俩人举杯碰酒，谁都不舍得对方。就在这时，肖永银突然话锋一转，说：“你能力确实很强，不过你有个毛病。别人可能不好意思说你，只有我敢提醒你……”那他指出的这个大毛病，到底是什么呢？

肖永银是湖北红安人，5岁丧母，少年放牛为生。1930年父亲在肃反扩大中遇害，13岁的他逃到河南新县，加入红军，从勤务员、司号员做起。1935年，红四方面军长征到四川大岗山，33团奉命阻击追兵，伤亡惨重。

眼见团长急得要亲自上阵，18岁的司号长肖永银站出来：“打不退敌人，你砍我头！”他带两个连杀退敌军，扭转战局。追击时却中弹倒地，在鬼门关熬了三天才活下来。部队撤离时，许世友一句“舍不得就带上”，让他成了唯一一个躺在担架上走完长征的战士。

1936年他随西路军渡黄河远征，最终在残酷的血战中与大部队失散。突围会议上，他被派去护送徐向前返陕北。后来徐、陈单独行动，他则率着几十名警卫战士，翻祁连、过戈壁，风餐露宿120多天，硬是从绝境中闯了出来。

1937年2月，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紧急下令，组建“援西军”，营救陷入困境的西路军。3月初刘伯承率部西进，在祁连山沿线设下接待所、收容站，竖起一面面路标，呼唤那些九死一生的红军将士，就在这里，他第一次见到了肖永银。

当他带着一身伤痕和破烂衣衫走进援西军司令部时，刘伯承泪光闪动，握着他的手低声道：“能活着回来，不容易啊！”随即，他将徐向前的信交给刘伯承，从此追随这位名将，两人结下了深厚情谊。在挺进大别山时，刘伯承把最危险的任务交给他，告诫道：“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杀出一条血路来！”这句话成了肖永银一生的座右铭。

1946年1月10日，一辆斑驳的军用吉普车停在晋冀鲁豫解放军总指挥部。车门猛地推开，一个年轻军官迈步而下，脚步干脆利落。他对警卫员沉声说道：“请通报，我要见刘司令和邓政委。”

来人正是太行军区第八军分区副司令员肖永银。年仅29岁的他，早已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，打过硬仗，名声不小。他脚下这辆吉普车，更是前几天在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，象征着战功与胆气。

前一天，他接到一封电报，要他立刻来总指挥部报到，接受新的任务。心里虽然早有预感，但到底会去哪里，他还没个底，没想到刚到门口，就迎面碰上了刘伯承和邓小平。邓政委看见他，步子不停，直接开口道：“小肖，野司已决定，你担任第18旅旅长。我和刘司令要赶路，就不细说了。有什么想法，去和李达参谋长谈。”

话说得干脆，任务也同样沉重。第18旅刚由地方部队改编，兵员成分复杂，战斗力并不强。肖永银心里清楚，这差事不轻。他正想问个明白，便转身去找李达。院子里，李达正打量着那辆吉普车。肖永银走过去，开门见山：“参谋长，邓政委让我去18旅报到。”

李达点点头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刘司令眼睛不好，去邢台看病还得坐牛车……你懂吧？”话音未落，肖永银便会意过来，当场表态：“这车留下，让首长们用。”一句话，干脆利落，于是他刚到手的战利品，就这样交了出去。

李达笑着点头，随即让秦基伟安排邮车，把肖永银送往18旅旅部。旅部设在一个小山村，环境简陋，却充满生机。肖永银一到，就受到官兵们的热烈欢迎。尤其让他惊喜的是，旅政委正是他的老同学李震。

两人当年同在北方局党校学习。一次学校遭敌人袭击，场面危急，别人都乱了阵脚，只有肖永银沉着指挥，带人打退了敌人。李震至今记得当时心里的震动，当场忍不住感叹：“你这人是真有两下子！”

如今再度相逢，身份已从同学变成并肩作战的战友。肖永银握住李震的手，爽朗大笑：“老同学，以后咱们要并肩干了！我是个直脾气，有事多靠你帮衬。”李震虽然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，却一贯谦虚，笑着回应：“你冲锋打仗，我可比不上你。我能做的，就是多动动嘴，给你撑把伞。”就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猛将，一位头脑冷静的知识分子，在战火中重新携手。他们的合作，从这一刻开始，也注定将持续近十年之久。

重庆解放后，部队里有人热心给肖永银张罗婚事。这位三十多岁的“老革命光棍”，最终遇到了十二军文工团的演员高豪。姑娘长得漂亮，听说对象是久经沙场的红军干部，很爽快地答应了。两人正处在相互了解的阶段，部队里却爆出“改组”风波，有人抛妻另娶，引起轩然大波。

肖永银极为反感，当众告诫部下：“要换，就先离了婚，不能脚踩两条船！”话一出，震动不小，最后惊动兵团政治部。调查展开前，副政委李震调任重庆，留下肖永银独自“扛雷”。

麻烦的是，上级王近山也被牵扯其中，他与妻妹的感情纠葛，引发不少流言，这让他与肖永银之间出现了隔阂。对肖永银来说，这是极难熬的日子，好在1950年，他与高豪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。高豪爱唱歌，晚年还和老战友们组建合唱团，把青春的热情延续了下来。

李震虽一走了之，但心中有愧，写信安慰：“老肖，我知道你最难。”待风波过去，他才回到部队。1954年临别时，肖永银劝他：“你太会看风向了，将来要是当了大干部，这点最危险。记住，政治斗争不能靠见风使舵。”

1955年，38岁的肖永银被授予少将。尽管曾处理过王近山的事件，但他公私分明，从不因事废人。后来王近山想复出，只写信给三个人：毛主席、许世友和肖永银。这份信任，足见他在战友心中的分量。

1968年的一个傍晚，肖永银正在家里吃饭，忽然有人敲门。开门一看，是老首长王近山的二儿子。小伙子显得有些拘谨，却直奔主题：“肖叔叔，我有两个心愿。第一，我想参军；第二……希望您能帮帮我父亲，把他的事再向上级反映一下。”

话一出口，屋子里安静下来。面对这位老上级的孩子，肖永银放下筷子，沉声说道：“你想当兵，这个不难，我能帮你去安排。但你父亲的问题，是中央定下来的，谁都不能随便插手。”

说完他又沉思片刻，语气缓和了下来：“不过，可以换个思路。让你父亲亲自写一封信，直接给毛主席。”“信里要有三点：第一，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做自我检讨；第二，该澄清的地方，也要讲清楚；第三，要把想法亮出来，自己还年轻，还想为党和部队出力，请求回到队伍里继续工作。”

他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：“马上就要开九大，这是个时机。到时候，信可以请许司令亲自面交给毛主席。”没多久王近山果然提笔，分别写信给毛主席、许世友和肖永银。

信件送到南京后，全由肖永银亲手转交。几天后他和许世友谈话时，顺势提起王近山的情况，把那两封信递了上去。许世友读完，沉默良久，并没有推开，反而点了点头：“这事我来想办法。”

1969年九大期间，许世友在休息室把信递给毛主席。主席笑道：“王疯子啊，他的事确实处理得重了。不过，谁敢收这个‘疯子’？”许世友立刻表态：“我来！”毛主席点头同意。

不久王近山被调到南京军区。火车到站，肖永银扑上去紧紧拥抱老上级，泪流满面。王近山动情地说：“老肖啊，过去我错怪你了。”肖永银只回一句：“都过去了。”在他的安排下，王近山先任建设兵团副参谋长，随后回到南京军区当参谋长。直到重病之时，王近山还念叨着肖永银。

1973年底，“八大司令对调”震动全国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要南下广州，临走前，他望着住了二十多年的“中山陵八号”，对第一副司令肖永银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走了，这房子还是归招待所吧。”

肖永银心领神会，给新任司令丁盛另找了住处。他懂许世友的心思：留作招待所，就还有“叶落归根”的可能。但许世友留下的麻烦不止这些。紫金山防区内有农科院的两处地盘，其中“十一号”紧挨着中央首长的下榻地。

许世友早想收回，临走前硬性表态：“交给军区。”肖永银担心被说“白拿”，只得提出“对换”：用军区楼房换地方楼房。表面上不吃亏，可地方却不满，指责“军队侵占”。后来中央批示“交还地方”，肖永银无奈叹道：“兵遇秀才，有理讲不来！”

1975年夏，邓小平陪金日成到南京，肖永银向他汇报十二军的情况，又直言军地矛盾：“总长，您的批文我坚决执行，但真要处理不当，会留下祸根。”邓小平沉默不语。几天后风波竟然悄然平息，地方再未追究。

临别时邓小平忽然对他说：“肖永银啊，你恐怕要动一动。” 果然，一天后命令下达：调任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。送别酒席上，王近山举杯走来：“老肖，我敬你一杯。”在肖永银心里，他始终是“王司令”，哪怕跌落低谷，尊敬依旧。两人相视而饮，那一杯，成了最后的战友情。

7月肖永银抵达成都，司令秦基伟亲自迎接，拍着老战友的肩膀笑道：“你好哇，老肖！”二十八年前，就是他开着邮车送肖永银奔赴前线。今日重逢，不需多言。此后肖永银在成都军区任副司令两年多，1978年，他主动写信请求再调动。不久，武汉军区司令杨得志亲赴车站迎接，寒风中两位老将再次并肩。